南京大屠杀京字第一号证据记载了什么如何保存下来的

南京大屠杀屠了整座城市，所以很少有详细的资料记载下南京大屠杀的史实。南京大屠杀历史资料“京字第一号”证据是怎么被保存下来的，“京字第一号”资料里记载了些什么？

南京大屠杀简介：

南京大屠杀(Nanjing Massacre)指1931至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国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利、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学术界认为开始于12月5日)沦陷后，在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长谷寿夫指挥下，侵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和奸淫、放火、抢劫等血腥暴行。在南京大屠杀中，大量平民及战俘被日军杀害，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超过30万。

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公然违反国际条约和人类基本道德准则，是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无数暴行中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一例之一。南京大屠杀期间，《纽约时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中外媒体，均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大量的揭露。

战后，中国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其中，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经调查判定，日军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有19万;零散屠杀有858案，死亡人数有15万，总计死亡人数达30多万，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特大惨案。2014年12月13日是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首次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仪式。2015年10月9日，《南京大屠杀史档案》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南京大屠杀“京字第一号”证据是如何保存下来的？

生前居住在南京市四条巷的吴旋(原名吴连凯，1998年在南京去世)，曾经为了保存一本内存16张照片的灰黄色硬皮相册，提心吊胆地度过了2000多个日日夜夜!

那年吴旋才18岁，为了谋生，他参加了“汪伪交通电讯集训队”。日本教官和政训员嘴里喊着“中日亲善”，却常常对学员们恶语中伤、拳打脚踢。吴旋和100多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白天学发报、学旗语、学架线，夜晚就睡在市中心毗卢寺内的佛堂里。

那天早晨，还没有吹起床号，吴旋就小跑着穿过绿竹掩映的小径，直奔后院的厕所。走进禅院低矮的茅房，他发现在砖墙脚下的茅草丛中，有一个灰蒙蒙的东西。

这是一本用硬纸装订的巴掌大的相册。翻开第一页，吴旋不由得毛骨悚然、头皮发涨：原来相册的右上角写着一个很大的空心字“耻”，“耻”字下面是一柄带血的刺刀，刀尖对着鲜红的心脏，心脏被刺穿了，鲜血淋漓!往后翻，是一张又一张的照片。

吴旋的心震颤了，他的手在发抖，连上厕所也忘记了。16张二寸半大的照片上，全是日本兵挥刀杀人、开枪打人、端枪刺人、挖坑活埋、奸淫妇女的惨象。照片上的日本兵耀武扬威地嬉笑着，而中国的男人和女人都低垂着头，面对侵略者的刀枪，木然地等待着污辱和屠杀。

他不敢再看了，他怕。照片上的情景，他记忆犹新。吴旋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朝四周看了看，没有人，于是忙把相册塞进怀里，又用手在夹衣外面摸了摸，他的心跳得很厉害。

时隔半个多世纪，他才得知，原来，1938年1月的某天，经历了6周疯狂血洗后的南京城，刚刚恢复社会秩序。在“华东照相馆”里，年方15岁的学徒工罗瑾(2005年2月5日，因病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逝世)在为一个日军少尉军官冲洗两卷120“樱花牌”胶卷时，发现其中有多张是日军砍杀中国军民与奸污中国妇女的照片。他激愤难耐，就偷偷多加印了几张，作为日军屠城的罪证保存起来。后来，他将这种记录日军屠城血证的照片积累到30多张。

为了保存这些照片，他精心装订了一个小相册本子，挑选出16张血腥屠城的真实照片贴上去，并在封面上画了一幅图：左边画了一个深红色的心脏，中间画了一把刺进心脏的利刃，滴着鲜血，右边用红色写了一个空心美术体的、正方形的“耻”字，在字下面还画了一个问号。为了悼念死难的同胞，他又特地将心脏、利刃、“耻”字的四周勾上黑边。

他当然知道私藏这些日军暴证的照片是要被杀头的，但为了将来有一天能用这些证据控告侵略者的疯狂罪行，为被日军杀害与侮辱的千千万万中国同胞讨回公道，报仇雪恨，他必须这样做!他小心翼翼地将这本相册保存了两年。

1940年5月，17岁的罗瑾为了糊口，考进了汪伪政府的警卫旅直属通讯队，与吴旋成了同学。

罗瑾以为这儿较安全，就将相册藏在自己的床下。1941年初的一天，同在毗卢寺内培训学员的伪宪兵二团为迎接汪精卫来训话，在检查中发现了一颗来历不明的手榴弹，于是在全寺进行了大清查。罗瑾为逃避搜查，紧急之下在茅房的砖墙上掏空一个洞，将相册塞进去，糊上泥巴。岂料几天后发现相册竟不翼而飞。为了防止意外，罗瑾从此逃离南京，隐居在福建省大田县。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风声小了一些。1941年秋天，集训队的学员即将毕业分配。还没有吹起床号，吴旋就起来了，他装作整理衣物，将这个相册塞在小皮箱的底层，上面是书和新买的衣服。吃过早饭，他来不及和同学们一一告别，便提着那只棕色的小皮箱，急急忙忙地离开了毗卢寺，骑上自行车到了通济门。这时，他的一颗绷紧的心才放松，他觉得自由了。

从此，这本血迹斑斑的发黄的相册一直藏在他的小皮箱里。有时夜深人静，他也会关好门窗，打开箱锁，从衣服底下拿出来翻看。这些照片一次又一次地刺激着这个青年人的心。

在“华东照相馆”里，年方15岁的学徒工罗瑾在为一个日军少尉军官冲洗两卷120“樱花牌”胶卷时，发现其中有多张是日军砍杀中国军民与奸污中国妇女的照片。他激愤难耐，就偷偷多加印了几张，作为日军屠城的罪证保存起来。后来，他将这种记录日军屠城血证的照片积累到30多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8年浴血抗战终于获得最终胜利，全国各地立刻掀起狂欢的热潮。国民政府接到日本投降的正式电文后，蒋介石即电南京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指示六项投降原则，并派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接受日本投降。

8月21日，中国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芷江，忽然成了世界瞩目的焦点。在这里，日本侵略军的降使低下了他那傲慢的头。上午，日方派出的洽降代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等一行8人，从汉口登上一架漆皮脱落的专机，按照中国政府规定的路线前往湖南省芷江，这就是永载史册的“芷江受降”。

27日上午9时20分，在中国军队副参谋长冷欣(1987年2月6日，因心肌梗塞、肺衰力竭，于下午3时45分病逝于台北，享年87岁)中将率领下，国民党新六军157名官兵带着无线电台1部、指挥车两辆，搭乘7架美军军机从湖南芷江起飞，赴宁设立“中国陆军总指挥部前进指挥所”。

下午2时40分，飞机陆续抵达南京上空，为了让官兵们好好看看自己昔日的国都，飞机并没有马上降落在光华门外大校场机场，而是在南京城上空盘旋了三圈。据冷欣后来说：“当飞机到达南京上空，盘旋下降时，俯瞰南京全城，河山虽然依旧，却是满目疮痍……因此又想到总理陵墓，别矣八年，不知尚完好否?”

更加令官兵们感动的是，机场附近的居民见到阔别8年的中国飞机和中国军人，全都欣喜若狂，一齐拥向机场的外壕边，疯狂地挥舞着草帽头巾，向他们致意。一些农民甚至涉着齐胸的泥水越过壕沟，将自己准备的饭菜、水和新摘的玉米捧给每一位官兵，官兵们也不顾农民们浑身的脏水和泥巴，和他们紧紧拥抱。一些士兵流着泪说：“老乡，我们对不起你们，让你们被日本鬼子欺负了8年……”“老乡，我们来晚了……”

中国军队让日军降下了日本国旗和伪满军旗，南京全城升起了中国军队的旗帜。冷欣等人下飞机后，驱车前往华侨招待所，当晚即在此设立前进指挥所。据冷欣回忆：冈村宁次曾表示“上将例不拜中将”，拒不主动会晤冷欣。经冷欣指示副官多次据理交涉，一直到深夜，冈村宁次才终于同意来拜。只此一点，足见日军的骄狂。

回到南京后，冷欣还去中山陵拜谒了孙中山先生的陵园。前进指挥所从8月27日成立，到9月9日上午9时许，中国战区日本签字投降仪式结束，前后存在虽然只有十多天时间，但却在与冈村宁次会谈、传达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命令，以及筹备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华东照相馆”里，年方15岁的学徒工罗瑾在为一个日军少尉军官冲洗两卷120“樱花牌”胶卷时，发现其中有多张是日军砍杀中国军民与奸污中国妇女的照片。他激愤难耐，就偷偷多加印了几张，作为日军屠城的罪证保存起来。后来，他将这种记录日军屠城血证的照片积累到30多张。

战争已经结束，对于战争罪犯，对于他们犯下的包括屠杀、虐待俘虏在内的种种罪行，到了用“法律之裁判”的时候了。1945年11月6日，国民政府在重庆成立了处理日本战犯的最高机构——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由此拉开了审判日本战犯的序幕。从12月16日起，北平、沈阳、南京、广州、济南、汉口、太原、上海、徐州、台北等10个城市，先后都设立了专门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

1946年2月15日，在南京成立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任命有“福建才子”美誉的石美瑜(1992年在美国去世，享年84岁)为庭长，王家楣为主任检察官，李波、徐乃堃、高硕仁、施泳等为检察官，陆起、李元庆、林建鹏、叶在增、李建中、龙钟煌、张体坤等人为法官，审判由中国驻日代表团引渡和从全国各地法庭移交的日本战犯。

4个月后，法庭改称“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石美瑜被蒋介石正式任命为少将庭长。10月3日晚上，一辆黑色的囚车尖叫着驶入紫金山下的“国防部战犯拘留所”，从上海被押解到此的，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前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神情沮丧、满面愁容的谷寿夫在走进拘留所的时候，居然向时任所长的文瑞华露出谄媚的笑容。这一瞬间的丑态，反映出这个曾经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屠夫对于中国人民的审判，其实是充满恐惧的。

谷寿夫是日本福冈县人，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他曾作为军事研究生赴英国留学3年，出任过日本驻印度武官，长期在日本军界任职。由于他做事手段凶狠，效忠天皇，所以其军阶得以步步晋升，1930年任少将，出任日本东京湾要塞司令官，后又出任第六师团师团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谷寿夫率第六师团从日本熊本出发入侵中国华北。同年12月13日，他又率师团从南京中华门攻入市区，开始了震惊世界的疯狂大屠杀。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兼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1948年11月12日，东京军事法庭判处其绞刑，并于同年12月23日执行)对谷寿夫所谓的功绩大加赞赏。

日军侵占南京的6个星期内，公然违反国际公约，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大肆屠杀城内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达30万人以上，数以万计的妇女被强暴，全市三分之一的建筑遭毁坏，公私财产损失难以计数，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1937年底，谷寿夫被调回国内，不久被任命为日本中部防卫区司令官，1939年9月转入预备役。1945年8月12日，谷寿夫再次被其主子重用，任命为日本第五十九军司令官兼中国军管区司令，但未及赴任，便传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谷寿夫于1946年2月2日在东京被捕，关押在巢鸭监狱，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确认为乙级战犯。根据国际惯例，甲级战犯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乙级、丙级战犯则直接由受害国家的法庭审判。在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国民政府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出，将谷寿夫引渡到中国，交给中国的军事法庭审判。

1946年8月1日，战犯乘坐的飞机从东京羽田机场起飞，降落于上海西北角的大场机场。刚上任不久的“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又称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军事法庭)庭长李良即派令主任书记官李业初率宪兵若干人，用一辆十轮军用道奇大卡车到飞机场等候。

在“华东照相馆”里，年方15岁的学徒工罗瑾在为一个日军少尉军官冲洗两卷120“樱花牌”胶卷时，发现其中有多张是日军砍杀中国军民与奸污中国妇女的照片。他激愤难耐，就偷偷多加印了几张，作为日军屠城的罪证保存起来。后来，他将这种记录日军屠城血证的照片积累到30多张。

下午6时，一架美国飞机在大场机场徐徐降落，谷寿夫和前侵华日军第十师团长、香港“总督”矶谷廉介(后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枪决)被押解来华。谷寿夫中等身材，头戴礼帽，身穿绿色军服，脚穿黑皮鞋，手提一只小皮箱，神情沮丧地在美军士兵的押解下走下舷梯。

同机押解的士兵用钥匙打开铐在他手上的手铐，然后由上海军事法庭的警官拿出自己的手铐将其铐好，乘上道奇大卡车，在宪兵押解下，来到江湾路1号的上海军事法庭，由法庭验明身份，办毕相关手续后，再押至提篮桥监狱(现为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关押。

抗日战争胜利后，监狱内一幢原来专押外国籍犯人的监楼(与关押中国犯人的华人区域分门进出)被盟军借用，从1945年12月起成为专门关押日本战犯的场所，对外称“上海战犯拘留所”。当时，从日本引渡到中国的日本战犯大多关押于此，然后根据审判的需要，再从提篮桥监狱移押他处。

两天以后，即8月3日，上海军事法庭对他进行了讯问。老奸巨猾的谷寿夫在回答问题时避重就轻。当法庭问起他的经历和几次侵华路线时，谷寿夫侃侃而谈，说得很清楚。但当法庭问到他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情况时，他则时而装糊涂，时而又说没有听说过，还推脱说：“1937年12月21日我奉命到芜湖，在南京只有一个礼拜，没有听说屠杀消息。”如此等等。

战犯处理委员会第38次常委会认为，谷寿夫系“南京大屠杀”之要犯，决议“移本部军事法庭审判”。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军事法庭接到命令后，特派该庭副官刘珊率特务营班长和6名士兵，将谷寿夫从上海押至南京。

古老的石头城怒吼了!号召揭发谷寿夫部队罪行的布告贴满全城。人头涌动着，人潮咆哮着。惨遭日军烧杀抢掠的南京市民，成群结队地涌到临时调查庭，哭诉埋藏了近10年的血和恨!街头贴出了政府的布告，号召市民们检举侵华日军蹂躏无辜中国人民的罪行。为欢庆胜利已改名为吴旋的吴连凯，在布告下站了好久。